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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经济特区成立初期，长达85公里、高为2.8米的铁丝网，把深圳市分为“关内”的特区和“关外”的宝安县。随着国务院在2010年批准深圳特区版图扩至全市，影响特区“一体化”的特区检查站“二线关”渐次拆除，关外渐渐淡出人们记忆。于我而言，当初调入的是宝安县而不是特区的“深圳”，所持身份证少一个“T”字标志，要靠“边防证”或优检证才能进入特区。当初机缘巧合，选择进入宝安县的路径及细节，却未被岁月的风雨冲淡。

　　1988年冬天，大学毕业后到新华社广东分社当记者的张开机回到老家采访，我接待和陪同。张开机谈起在深圳市下面的宝安县委办公室从事新闻秘书工作的阿拉，是在河源和平县长大的大埔高陂老乡，而且年龄与我相仿。他说，宝安县发展快、新闻多，还有令人向往的美丽海岸线。新闻秘书是当时广东省对各市县委机关新闻干部的统称，通常每个县只设一名，是县委办或宣传部的副科级配置。当时，带我入行的领导已成为县委办公室分管领导，仍兼任着新闻秘书。我的实际身份应是县委办公室的新闻干事，行政级别为股级。新闻工作考验着年轻的心，热爱且珍惜。

　　每年金秋时节，省委机关报南方日报召开的全省新闻秘书会议，是全省党委系统从事新闻工作、被美称为“编外记者”的特约通讯员特别向往的盛会。1989年10月，我有幸第三次参加全省新闻秘书会，循着参会的房号，午休时分找到了宝安县的阿拉。用差异较大的客家话交谈不顺，我们迅速用普通话沟通。遇到找上门来的大埔老家同行，儒雅的阿拉热情而友好。交谈快结束时，我冒昧地问，宝安县还需要调人吗？阿拉告诉我，宝安的县和镇都缺写材料的人，并答应帮我留意。

　　清晰地记得，1990年春节后那个春寒料峭的农历正月初九上午，老友学锋问我要不要去深圳走一走。此时，他经农委安排兴办纸袋厂，要去深圳采购生产用的纤维线。我不作思考地答应，请好假当天下午五时持学锋帮买的车票坐上了长途客车。抵深后住在环宇酒店附近的武警红岭招待所。那几天，他忙着联系业务，我则来到宝安。经阿拉介绍，我见到了宝安县委办分管调研的副主任。急于表现的我向这位领导递上我几本厚厚的新闻作品剪报册。领导连忙打着拒绝的手势说：“这些剪报只说明你写材料的过去，我不看，你自己放着。想来，必须在这里写5000字的文字材料，过了材料关才行。”

　　约两个月后的一天，突然接到邮政局给我的电报，原来是阿拉发的，要我“速带商调函出”。我连忙打电话联系阿拉，原来他打办公室电话没找到我，便用电报的方式通知我，要我到宝安考试：写材料。我说，干部商调函是一个很正式的拟调人事手续，有很多手续要批。似觉机会降临，忐忑地找办分管、主要领导汇报思想，领导们都算理解支持。但表示，三年多前离开机要保密科到新闻岗位，是县主要领导定的，现在想走肯定要主要领导同意。适逢县主要领导在市里开会，等了两天，在其回到县委大院宿舍当晚，我找到机会当面请示领导。领导抽着烟沉默了约二分钟，只说了几个字：一级级报上来。第二天我从组织部找来干部商调表，按要求填好后报到县委办公室。签名、盖章，一切顺利。接着又将商调表报县委组织部干部科。在走流程的几天，我天天跟进。终于在接到电报第七天，拿到批准后的商调表。据说是那几年商调办得最快的一例。事后我总结，商调办得顺，除了领导关爱，还得益于两点：一是埋头苦干三年，没向组织提任何个人要求。二是及时跟进每个环节。

　　当天下午，从镇办公室只找到了一份宝安县对南澳“带项目扶贫”的方案。除此之外，找不出想要的任何相关情况。随后，在镇农办、经发办和经济发展总公司找了一圈，依然没有一字半句关于项目的材料。在缺乏新闻的大埔县，从事新闻工作几年，我树立了“每天找到新发现”的信条和形成“雁过留声”工作方法，即每到一处，都要有新发现、有新收获。这习惯在南澳也挺管用，一个下午的沟通采访，虽未获得关键素材，但弄清了全镇经济社会情况，和农业、渔业、贫困村庄人口分布等情况。

　　经软磨硬泡，农办的人答应带我去有项目的村里走一走。连续两天，坐着农办的本田125摩托车，穿行在东涌、西涌、东山、水头沙等村落，向村干部、养殖户了解养殖项目情况。海边沾满小螺壳的石头缝间，第一次看到长得像刺猬的海胆，听说刚放苗不久，就收到来自日本的订单。与鲍鱼养殖场的静默形成反差的是网箱养鱼场。浮在海面上的网箱呈方块排列，见有人前来，从看护棚窜出来的狗凶狠地吠着，网箱里的石斑鱼、鲈鱼、黄鳍鲷、金鲳鱼等各种鱼被惊扰，上下来回生猛游动起来。从养殖的品种、数量，到经济成本的核算，还有市场前景的预测等等，我快速地记录着，也顺势引导养殖户就这前所未有的扶贫创举谈感受和体会，也请村干部们大胆提意见建议。

　　在宝安县城一区的县委西园招待所租了三人房的一个床位住下来。当时肯定是为了省钱才不单租一间房，未料里面住着两位广西到这边跑运输的常住客。我向他们道明，我要用写字台写点东西，他们都友好地表示支持。我很快进入拟写调研材料提纲，谋篇布局的状况。至于他们俩抽着水烟聊天、听收音机发出的些小声响，我已全然不顾。也以不饿为由婉拒了他们在房间用电饭煲做的饭和菜。就这样，一篇反映宝安县在南澳镇开展带项目扶贫的基本情况、做法经验、主要成效和问题建议的材料，在300字一页的格子稿纸上慢慢形成。饿了，便走路到五区大排档吃点炒河粉，还买回了烤面包之类的包点以充饥。

　　转眼到了五月初夏，静等一个多月没消息，我随县委办送人到深圳的“顺风车”，又来到宝安县。阿拉告诉我，县里正在进行换届，领导都没心思，耐心等等吧。回到大埔，县委办分管领导转达了主要领导的意图，调不了就别走了，留下来当文化局或广电局副局长，还说，其中一个局长年纪很大了。我说，既然商调了我还是再等等消息。几天后，县委统战部台办的负责人找我，告诉我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梅州市各县区招调客家话节目文字记者，要符合大专毕业、30岁以下、两年以上新闻工作经历、未婚四个条件，问我想不想去。当晚，住在同排宿舍、省直单位到县里挂职的两位领导获悉，极力鼓励我积极参与。对我来说，这当然是梦寐以求的机遇。第二天，迅速按要求报送了相关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