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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辽金元明清时期，北京成为多个民族政权的都城，契丹、女真、蒙古、满族等少数民族政权均不同程度地接纳了春节礼俗，在融合本民族习俗与汉族传统的过程中，春节成为维系政权合法性与文化认同的重要载体，其礼俗随时代演进不断丰富，形成独具特色的节日传统。近代以来，北京春节在历法改革、公共空间拓展与习俗革新中实现现代调适，展现出传统与现代的碰撞与融合。1949年以来，在国家文化政策引导下，通过法定假期保障、非遗保护传承、庙会复兴创新等举措，北京春节实现了制度化保障与创新性发展。特别是近年来出现的“博物馆里过大年”、线上拜年、影院观影等新兴习俗，展现了传统节日在保持文化基因的同时，积极融入现代生活的适应能力。北京春节的持久生命力源于官方与民间的持续互动与共同建构，其演变路径不仅折射出中国社会文化的深层变迁，也为传统节日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提供了具有普遍启示意义的北京经验。

　　春节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承载着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理念和审美情趣，是中华文明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的典型例证。2024年“春节——中国人庆祝传统新年的社会实践”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标志着春节文化获得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为其当代传承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北京春节作为中华春节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不仅承载着深厚的历史积淀，更展现出独特的地域特色。据笔者研究，春节至迟在周代已基本成形［1］。周朝建立之初，周武王封召公于燕（今北京及附近地区），其都城位于今北京房山区琉璃河镇。作为北方重要的政治中心，燕地理应成为早期春节文化实践的重要区域。现存关于北京春节的记载自辽代起逐渐丰富，之后历代文献中均有对岁时节俗的详细记述①，甚至出现了记载北京岁时生活的专门著作②。《日下旧闻考》《北平风俗类征》等著作更设有“岁时”专目，系统整理历代节日文献，为相关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此外，大量相关资料散见于史书、政书、笔记、诗文、碑刻等文献中，共同构成了研究北京春节文化的丰富资料库。然而，目前学界对北京春节的传承脉络与当代变迁尚缺乏系统性研究③。本文拟从长时段视角出发，系统考察北京春节的历史演变，以期完整呈现这一传统节日在千年古都中的动态发展图景，深化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与发展规律的认识。

　　契丹原无历法，也谈不上固定的岁时节日，但“以幽、营立国”后，“礼乐制度，规模日完，授历颁朔二百余年”［2］。《辽史·礼志》《契丹国志》中记录了多种岁时节日及相关礼仪风俗，其中正旦朝贺仪及正旦（农历正月初一）、人日（农历正月初七）都属于今天所说的春节范畴。据记载，举行正旦朝贺仪时，大臣们按照严格的仪礼向皇帝和皇太后拜贺新年。除了大型的朝贺仪式外，契丹人还有在正月初一掷丸的做法。“正月一日，国主以糯米饭、白羊髓相和为团，如拳大，于逐帐内各散四十九个，候五更三点，国主等各于本帐内窗中掷米团在帐外，如得双数，当夜动蕃乐，饮宴；如得只数，更不作乐，便令师巫十二人，外边绕帐撼铃执箭唱叫，于帐内诸火炉内爆盐，并烧地拍鼠，谓之‘惊鬼’。本帐人第七日方出。乃穰度之法。北呼此谓之‘妳捏离’，汉人译云，‘妳’是‘丁’，‘捏离’是‘日’。”［3］人日有占卜以及在庭院中吃煎饼的习俗。腊辰日被称为“战时”，这天夜晚天子要率大臣身穿军装坐朝并饮酒作乐。

　　建立金朝的女真人接受了汉族的历法与节日传统，并继承唐宋休假制度，元日（农历正月初一）朝会与元宵张灯成为国家礼仪与民间娱乐的双重表达。《大金集礼》记载，在多个岁时节日里百官享受一至三天的休假，其中就包含元日和上元（农历正月十五）。金朝有元日皇帝登殿接受群臣朝贺的仪式，皇帝亦会赐群臣和外国使臣御宴。赵秉文《甲子元日大安早朝》诗云：“阙角苍龙建斗杓，衣冠万国大安朝。使臣未入分班立，殿陛将升按笏招。彩殿中间瞻北极，丹墀侧畔听箫韶。太初甲子天元朔，万岁常瞻玉烛调。”［4］其中描绘的便是元日朝会的盛况。在民间，百姓则互相庆祝，燃放鞭炮，饰桃木人，饮屠苏酒。上元节即元宵节，有张灯赏灯的习俗。金世宗大定二十七年（1187年），“正月，元夕张灯，琉璃珠缨，翠羽飞仙之类不一，至有一灯金珠为饰者。都人男女盛饰观玩，至十八日而罢”［5］。元好问《京都元夕》诗中这样描写当时热闹的节日气氛：“袨服华妆著处逢，六街灯火闹儿童。长衫我亦何为者，也在游人笑语中。”［6］

　　元世祖忽必烈即位后，“诏建太庙于燕京”，定都大都，北京再次成为少数民族政权的都城，春节传统进一步发展。至元元年（1264年）朝廷便规定百官元日放假3天④。彼时的元大都就已盛行腊八节，家家户户都要煮腊八粥并互相馈赠。腊八之后，大都人就进入过年准备阶段。元正朝贺大典是节日的高潮，之后官员们循节庆之礼，往来拜贺。百姓纷纷到街衢、茶坊、酒肆消费休闲。自正月十三至十六，商贩们用芦苇编织成屋铺，张挂山水、翎毛等画作，售卖糖糕、黄米枣糕、辣汤、小米团等节令饮食，又在草屋外面悬挂各种花灯、燃放烟火爆竹，营造节日气氛。正月十九是“燕九节”，“倾城士女曳竹杖，俱往南城长春宫、白云观，宫观蒇扬法事烧香，纵情宴玩，以为盛节”［7］。这奠定了北京过年从腊八开始到正月十九结束的时间框架。

　　明代北京的春节仪式更趋丰富，进入腊月就有了过年的气氛。《帝京景物略》记载，北京人有“号佛”的习俗，从腊月初一至除夕奉香礼佛、自述香愿［8］。腊八煮粥互相馈赠，廿四焚烧灶马、准备供品祀灶送神，除夕守岁，“聚坐达旦，有古惜阴之意”［9］192。正月初一祭祖拜年，“晨起当家者，率妻孥，罗拜天地，拜祖祢，作匾食，奉长上为寿”［9］190。正月初十至十六东安门外有灯市，“是时四方商贾辐辏，技艺毕陈，珠石奇巧，罗绮毕具，一切夷夏古今异物毕至。观者冠盖相属，男妇交错”［9］190，乡间有玩黄河九曲灯和散灯的习俗，以及打鬼、摸虾儿等游戏。正月十五前后举行“祀姑娘”仪式，人们扎制草人，“纸粉面，首帕衫裙，号称姑娘”，进行祭祀、占卜吉凶。正月十六则有走桥摸钉、祛百病的习俗，百姓燃放烟花，开展打鬼、跳百索等活动。正月十九“耍燕九”，白云观一带热闹非凡，天下技巧毕集，走马射箭，观者应接不暇［9］190。宫廷过年同样热闹，《酌中志》记载，明代宫廷自腊月二十四祭灶后便加紧年节准备，宫眷内臣换穿葫芦景子蟒衣，储存食物。除夕，门置桃符、将军炭，贴门神，室内悬挂福神、鬼判、钟馗等画，床上悬挂金银八宝、西番经轮、编结成龙形的黄钱，屋檐门楹插芝麻秸，院中焚柏枝柴“?岁”，人们互相拜祝辞旧岁。正月初一，人们五更即起，焚香放炮、掷木“跌千金”、饮椒柏酒、食包钱水饺以卜吉，享百事大吉盒、驴头肉（称“嚼鬼”）。正月初七食春饼和菜，初九后始吃元宵。正月十五，内臣皆着灯景补子蟒衣，宫苑遍悬花灯，《明宪宗元宵行乐图》所绘即是宫中张灯结彩、庆贺上元佳节的热闹情景。

　　清朝建都北京后更加重视过年，将春节仪式与国家治理紧密结合。腊月十九至二十二之间，钦天监择吉确定封印时间，官府不再办公，学生开始休假；直至来年正月十九至二十一间择日重新开印，回归日常。但早在放假之前，自腊月初一开始，随着市场上商品的变化，年节的气氛便逐渐浓厚。《燕京岁时记》载：“腊月朔，街前卖粥果者成市。更有卖核桃、柿饼、枣、栗、干菱角米者，肩挑筐贮，叫而卖之。其次则肥野鸡、关东鱼、野猫、野鹜、腌腊肉、铁雀儿、馓架果罩、大佛花、斗光千张、楼子庄元宝。”［10］59-60腊月初一还有皇帝书福赐福的习俗，《啸亭续录》载：“定制，列圣于嘉平朔谒阐福寺归，御建福宫，开笔书福字笺，以迓新禧。凡内廷王公大臣皆遍赐之。翌日，上御乾清宫西暖阁，召赐福字之臣入，跪御案前，上亲挥宸翰，其人自捧之出，以志宠也。其内廷翰林及乾清门侍卫，皆赐双钩福字，盖御笔勒石者也。其余御笔皆封贮乾清宫，于次岁冬间特赐军机大臣、御前大臣数人，谓之赐余福云。”［11］冰嬉亦是腊月初一的重要活动，清代张为邦、姚文瀚的《冰嬉图》便再现了冰嬉的盛大场景，乾隆皇帝《御制瀛台雪景诗》注中也提到清廷于太液池、举行冰嬉。冰嬉既是一项八旗和内府三旗展现冰嬉之技的运动，也是一次大型的军事演习。腊八也是重要的时间节点，宫廷与民间皆盛行熬制、馈赠腊八粥，且十分讲究腊八粥的用料和享用。《燕京岁时记》载：“腊八粥者，用黄米、白米、江米、小米、菱角米、栗子、红江豆、去皮枣泥等，合水煮熟，外用染红桃仁、杏仁、瓜子、花生、榛穰、松子，及白糖、红糖、琐琐葡萄，以作点染。切不可用莲子、扁豆、薏米、桂元，用则伤味。每至腊七日，则剥果涤器，终夜经营，至天明时则粥熟矣。除祀先、供佛外，分馈亲友，不得过午。”［10］113祭灶日由腊月二十四改为二十三，“更尽时，家家祀灶，院内立杆，悬挂天灯。祭品则羹汤灶饭、糖瓜糖饼，饲神马以香糟炒豆水盂”［10］61。皇帝、皇后也于坤宁宫祭灶，以关东糖、黄羊为供。祭毕，清宫内皆忙于备年食、饰门庭。清宫春联多以墨书白绢，加边框制作，于腊月二十六张挂，至来年二月初三撤除。民间普遍贴春联，有“千门万户，焕然一新”之景。市间多见文人摆摊写联，“教书先生腊月时，书春报贴日临池。要知借纸原虚线］，正是此俗的真实写照。除夕习俗繁多，《帝京岁时纪胜》记载：日间辞岁、沐浴、祀祖接灶、张贴春联挂钱、悬门神、插芝麻秸、立将军炭，并行阖家团拜之礼；更尽分岁，散黄钱与金银锞锭，以宫制荷包回赠前来辞岁的亲宾幼辈，场面热闹。

　　清廷正月初一始于庄严朝典：子时皇帝于养心殿行开笔仪，继而祭拜祖先、天地；清晨于太和殿受百官朝贺，奏中和韶乐与丹陛大乐，群臣行三跪九拜之礼。在民间同样盛行拜年习俗，对象主要包括宗亲、姻戚、朋友、邻里、同僚及平时往来较多之人。会馆作为外地人在京活动的公共空间，也成为同乡之间拜年和交往的重要场所：“同乡团拜又同年，会馆梨园设盛筵。灯戏更闻邀内眷，夜深歌舞尚流连。”⑤清代因满汉分治，元宵灯市由东安门迁至前门一带，乾隆时最盛，至清末衰落，但逛灯会、猜灯谜、放烟火、走桥摸钉等节俗依旧传承赓续。

　　元明清时期，庙会（又称“庙市”）作为北京春节的重要组成部分，融宗教、商贸与娱乐于一体，逐渐兴盛。北京宗教文化历史悠久，早在北魏时期即是佛教聚兴之地，辽金以降更成为国家宗教中心，寺观林立，为庙会兴盛奠定了基础。辽代已有庙会，春节庙会则始于元代白云观的“耍燕九”。明代，正月初一百姓赴东岳庙进香；初一至初三至白塔寺绕塔，琉璃厂店和白塔寺一带已有商贩售卖琉璃瓶等节令物品。清朝春节庙会尤为繁盛，如大钟寺自初一开庙，“十日之内，游人坌集，士女如云”；白云观自初一起开庙十九日，“游人络绎，车马奔腾”；曹老公观自初一起开庙半月，游人亦多；厂甸自初一起列市半月，游人如织；此外西庙护国寺、东庙隆福寺亦各有定期庙会，活动丰富，特色鲜明，成为北京居民春节期间重要的休闲娱乐场所。

　　第一，节日名称的传承与变化。近代以来的历法改革直接引发了春节名称的变迁。随着新历法的推行，为体现时代变革，官方大力推行公历，并通令全国统一实施。公历与传统农历并行的格局由此形成，民间遂出现“新新年”与“旧新年”并存的现象，反映出时间制度转型中春节文化的张力。为调和这一矛盾，1914年1月，内务总长兼北京市政督办朱启钤正式建议，将阴历元旦定为“春节”，并准予公职人员放假一日，以顺民俗⑥。该提议获得采纳，春节作为农历新年的正式名称得以确立，随后颁布的官方历书中也开始使用这一称谓。此后，“春节”逐渐为社会所接受，成为正月初一的通称，而传统称谓如“元旦”“元正”等仍被使用，但多冠以“阴历”或“旧历”前缀，以示区别。如《顾颉刚日记》中即有“阴历元旦”的记载。这一命名过程，体现了国家时间制度现代化与传统节俗存续之间的妥协与融合。春节的定名并非简单的名称替换，它体现着人们在新的语境中寻求传统节日存续的主动努力，而定名的成功也为春节的传承提供了制度化的保障。

　　第二，节日空间的传承与变化。这一时期北京春节的节日空间呈现出传统与现代交织的鲜明特征。一方面，传统庙会依然盛行，尤以厂甸与白云观庙会最为典型。《中华全国风俗志》记载，厂甸庙会因道路扩建而更加开阔，成为春节期间各阶层民众共同参与的公共空间，无分老幼贵贱，只须不出自由范围，不违背警章，大家均可同乐，其场景热闹非凡，既有售卖人造花卉、儿童玩具的席棚摊位，也有工艺局洋楼、工商改进会商品陈列所，借年节之机巧妙地推广国货［13］10。白云观则于元宵节期间开放，“倾城士女，摩肩接毂”，其盛况甚至超过厂甸［13］12。这都显示出传统宗教空间在春节期间的持久吸引力。另一方面，现代公共空间的兴起显著改变了春节活动的空间格局。从1905年首次提出创办公园的倡议，到端方等人考察后提出兴建公园等公共设施的建议，再到1910年《公共花园论》从卫生、民智、民德角度论证公园价值，北京公园建设的舆论基础逐步夯实。1914年5月朱启钤呈文《请开京畿名胜》，直接推动了公园建设的实践进程。基于北京特有的皇家园林与坛庙资源，1914年至1918年间社稷坛、先农坛与天坛相继被改造为中央公园、城南公园和天坛公园，成为市民春节休闲的新去处。与此同时，新世界、南城娱乐园等综合性商业场所，以及平安电影院、大观楼、华安电影院等早期影院，共同构成了新兴的娱乐网络，进入北京市民的春节生活。这些空间不仅拓展了市民的节日活动场域，也标志着现代都市生活方式对传统节俗的空间重塑，反映出北京春节从传统庙会向多元化、商业化公共空间过渡的重要转变。

　　第三，节日习俗的传承和变化。进入近代社会转型期，北京春节习俗呈现出传统延续与现代变革并存的复杂面貌。一方面，传统年俗的核心流程与情感内涵得以深度传承，民间仍遵循固定的时间节奏开展节庆活动。腊月二十三祭灶王；除夕夜迎灶王与喜神、守岁、踩岁，孩童持红灯嬉戏街头；正月初二祭财神、食元宝汤（馄饨），寄托招财纳福的期许；正月十三至十七灯节期间，商家张灯结彩，家家食用元宵，彰显团圆美满的寓意；等等［13］15-16。即便官方未主动提倡旧历新年，也会通过催发欠薪、预借拨付等行政措施，助力民众购置年货、添置新衣、偿还旧欠，为传统过年方式的维系提供便利，凸显春节传统在民间的深厚根基与强大生命力。另一方面，现代性因素促使部分年俗发生显著变化。烟花爆竹的禁放与限制即为典型例证。出于社会变革、治安维护与防火安全等考量，官方颁布禁放令，1914年《顺天时报》明确警示：“为历乱防奸起见，对于此等节俗已经一律禁止在案。”⑦然而传统力量的惯性使禁令难以彻底执行，1920年前后，管理一度趋于宽松，家家户户每至年底争相购置，但是危险性较高的“双响炮”与“地老鼠”仍被严格禁止，相关禁售、处罚的报道屡见报端。同时，社交礼俗的革新同样深刻。20世纪30年代初，主管机构曾通令废除跪拜礼，倡导鞠躬礼，各机关团体遂多采用新式团拜与茶话会，以现代礼仪形式延续人际问候的节日内涵。现代邮政的普及催生了“邮政拜年”这一新形式，民众通过寄送贺卡传递祝福，以便捷的现代方式承载传统拜年的祈福寓意，让传统习俗在现代社会中找到新的表达路径。此外，一些传统禁忌也随之松动，如“拜年不许过破五”的旧规逐渐消解。这一时期的北京春节习俗正是在传统惯性与现代变革的张力中，不断进行着调适与重构。

　　这一时期北京春节的嬗变，是传统节日在社会转型期的生动实践，展现了传统节日在现代性冲击下的强大韧性。在历法改革、空间重构与习俗革新的多重维度中，春节既有对家庭团聚、祈福纳祥等核心文化内涵的坚守，又吸纳了公共空间、鞠躬团拜等现代元素，从而继续传承不绝。这不仅彰显了春节作为中华传统节日的强大生命力，更为当代传统节日的活态传承提供了宝贵借鉴——唯有坚守文化内核、主动适配时代，方能让传统节日在历史长河中持续焕发活力，成为维系文化认同、凝聚民族情感的重要载体。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伊始，为统一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政务院颁布了《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正式确立春节的法定假日地位。自1980年以来，春节始终享有3天法定假期，通过调休可形成7天长假。2024年，国务院对放假办法进行修订，将春节假期延长至4天，涵盖农历除夕至正月初三，新规自2025年1月1日起实施。经过调休，公众春节假期可达8天，进一步保障了传统佳节的庆祝时间，体现了国家对传统节日的制度性保障。21世纪以来，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全面推进的背景下，春节等传统节日作为文化瑰宝被提升至国家战略层面，迎来系统性振兴。2005年中宣部等五部委联合发布《关于运用传统节日弘扬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的意见》，首次从国家层面明确传统节日的重要地位与价值，提出应突出文化内涵、精心组织节庆活动，进一步扩大传统节日的社会影响。2006年春节等传统节日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标志着其文化价值获得制度性确认。2010年中宣部等七部委联合印发《关于印发〈关于深化“我们的节日”主题活动的方案〉的通知》，推动形成全国联动的节日文化品牌。2017年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明确提出实施中国传统节日振兴工程，传统节日保护与发展进入全新阶段。

　　在这一系列政策推动下，北京市积极开展传统节日振兴工作。2014年，由首都文明办牵头，联合市委宣传部、市文化局、市教委等10余家单位成立“我们的节日”主题活动组委会，建立多部门协同工作机制，推动活动的开展。2018年起，该项工作改由市委宣传部主导，并制定《北京市2018—2019年传统节日文化活动工作方案》（以下简称《方案》），系统规划全市传统节日文化活动。《方案》以“一城一轴、一山一水、一国一家”为传统节日文化活动的空间布局，以全市主要公园、学校、历史遗迹、文化场馆、大型商圈等为主要阵地，通过市、区、街（镇）、社区（村）四级联动，实现全域覆盖。《方案》还明确提出以“福、忆、和、爱、月、孝”为核心要义，深度挖掘节日文化内涵，根据不同节日特点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用优秀传统文化点亮人民群众的家国情怀。其中，春节和元宵节以“福满京城 春贺神州”为主题，依托“主场+”模式，在地坛、龙潭湖、大观园、朝阳公园等场所举办“文化惠民十大庙会”，开展“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进万家活动，推动文艺小分队深入基层；文化活动丰富多元，包括庙会过大年、广播过大年、电视机前过大年、影剧院中过大年、博物馆里过大年、网络过大年、基层过大年、旅游过大年、文明过大年等九大类型，形成“一城十园百街千巷万家贺佳节”的浓郁氛围。这一系统性工程的实施，标志着北京传统节日保护与发展进入组织化、规范化、体系化的新阶段，为传统节日在当代社会的创新性发展提供了重要实践范例。

　　第一，北京春节的空间形态呈现出多元化、公共化的显著特征。节日空间不断拓展，传统庙会与博物馆、图书馆、公园、商场、电影院等公共场所共同构成了北京春节活动的多维场域，推动春节文化实现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20世纪80年代，北京庙会在社会变迁中实现重要复兴。1984年首届龙潭庙会的成功举办标志着这一传统民俗活动的复苏。随后，地坛文化庙会（1986年）、白云观民俗迎春会（1987年）等相继恢复，丫髻山庙会等传统庙会也重新兴起。90年代庙会发展呈现双轨并行态势：一方面，妙峰山、东岳庙、厂甸等历史悠久的庙会陆续恢复；另一方面，玉渊潭、石景山、大观园等新兴庙会不断涌现，使逛庙会重新成为北京市民春节的重要习俗。新时代以来，庙会在延续传统信仰、商贸、娱乐功能的基础上，拓展出教育与文化传承的新维度。以龙潭庙会为例，其科普游园活动通过将科技知识融入民俗场景，连续12年围绕不同主题开展科普教育，成为普及科学知识、倡导科学方法、传播科学思想、弘扬科学精神、提高群众科学文化素质的重要平台⑧，体现了传统庙会在新时代的功能创新与文化价值重塑。

　　同时，博物馆、公园、商场、电影院等公共场所成为春节期间的重要活动空间，促进了传统节日过节方式和过节内容的当代变化。其中，“博物馆里过大年”已成为广受欢迎的新年俗。北京凭借其深厚的文博资源优势，为这一活动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截至2025年，全市拥有246家备案博物馆及56家类博物馆，藏品总量达1625万件（套），各项指标均位居全国首位。2019年故宫博物院推出的“紫禁城里过大年”特展，堪称文博机构参与春节文化建设的典范。该展览历时3个月，以“祈福迎祥、祭祖行孝、敦亲睦族、勤政亲贤、游艺行乐、欢天喜地”六大主题，通过885件（套）文物系统展示了清代宫廷年俗，并创新性地设置数字沉浸体验区，运用现代科技手段活化传统文化。展览期间，整个故宫开放区域营造出浓郁的年节氛围：宫门张贴门神、悬挂春联，乾清宫前复原“天灯”“万寿灯”，慈宁宫区域设置年货街区，汇聚全聚德、王致和、一得阁、谢馥春等150余家老字号商铺及北京的风车、河南的年画等非遗产品。这一创新举措成效显著，展览期间参观量达47万余人次，同比增长70.87%，这也使得故宫博物院全年游客量突破1900万人次。

　　2025年春节，北京市文物局统筹全市博物馆推出4大系列175项活动。其一，春节特色系列展览。国家博物馆“四海一堂春”新春文化展、妇女儿童博物馆“灵蛇献瑞”生肖文物展、中国园林博物馆“水陆同行这亿年”生肖展、恭王府博物馆“岁朝迎祥 美意延年”传统木版年画展等专题展。其二，民俗文化系列活动。该项活动涵盖北京民俗博物馆、北京天文馆、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等民俗体验项目。如国家博物馆“古代中国”通识春节系列活动、北京民俗博物馆“第二十四届北京民俗文化节”、北京天文馆“天文馆里过大年”、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相约太学 恭迎新春”等。其三，文博文创系列活动。该项活动通过市集、直播等形式推动文化消费。“文创上春晚”主题活动结合北京春晚，推出春晚限量版“天宫藻井冰箱贴”；“文博有好‘市’”主题活动在北京大运河博物馆、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举办文创市集；“博物有佳礼”主题活动在各博物馆文创空间及电商直播平台轮番开展新春文创惠民优惠促销活动；“文创奇‘庙’游”和“文创进商圈”活动更是将博物馆文创送进厂甸、东岳庙等传统庙会和王府井等大型商圈，打造春节文化消费新场景。其四，文物主题系列游径。该项活动以中轴线上的博物馆、坛庙里的博物馆以及“黎明号角”“名人足迹”为主题，串联起历史遗迹、坛庙、革命旧址、名人故居等文化空间。如中轴线上的博物馆，从南到北串联起国家自然博物馆、中国铁道博物馆正阳门馆、中国国家博物馆、故宫博物院、恭王府博物馆、郭守敬纪念馆、钟鼓楼等；坛庙里的博物馆，涵盖了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北京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北京历代帝王庙博物馆、白塔寺、智化寺、法海寺、大觉寺、法源寺等；“黎明号角”主题重点推介中国早期在北京革命活动旧址上设立的博物馆，如北京北大红楼、陶然亭公园慈悲庵、李大钊故居、京报馆旧址、北大二院旧址等；“名人足迹”主题则通过走进名人纪念馆，如宋庆龄、鲁迅、郭沫若、徐悲鸿、老舍、梅兰芳、詹天佑等名人纪念馆，感受文化名人留下来的宝贵精神财富。同时，京津冀博物馆联盟通过联合展览、志愿者分享、集章打卡等活动，推动区域文化协同发展。除博物馆外，公园作为北京春节的重要活动空间，截至2024年底已发展至1100个。2025年春节期间，全市公园共推出175项特色活动，涵盖迎新祈福、民俗体验、花卉园艺等多类型。北海公园开展“送福”活动，北京野生动物园举办新春游园活动，海淀公园、云岗森林公园、温榆河公园等公园推出观鸟、灯会等特色项目，另有38家公园开展了54项冰雪活动。北京市园林绿化局还专门制作了“春节生态文化活动地图”和“冰雪活动地图”，为市民游客提供便捷的游园指引。

　　与此同时，线上空间成为春节文化展演的新场域。各大网络平台通过统一视觉设计、主题策划等方式，系统营造节日氛围。2022年春节期间，北京属地网站推出了一系列创新活动：优酷、爱奇艺、腾讯视频等平台开展“云展播”，转播央视及地方春晚，并提供免费观影服务；抖音、搜狐、掌阅等开展“云视听”，其中抖音发起“年画dou出彩”话题，线上挑战创意年画创作，播放量达1.3亿次，有效推动传统年画艺术的现代表达，搜狐打造“博物馆里过大年”系列直播活动，分别到今日美术馆、东四胡同博物馆、炎黄艺术馆和中国钱币博物馆进行实地探访，播放量达90万次；快手、腾讯网、今日头条等开展“云表演”，其中快手举办“虎年守虎”非遗直播，展示剪纸、木艺等传统技艺，有效促进了非遗技艺的活态传承与民众的文化认同。这些新兴的休闲娱乐方式，既反映了技术发展对节日形态的深刻影响，也体现了春节文化在保持内核的同时，对外在表现形式进行的积极调适与创新。线上线下的融合发展，不仅拓展了春节活动的时空边界，更通过创新性的内容供给，为传统节日注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

　　第三，春节习俗从传统规范到多元选择。在当代社会变迁的深刻影响下，北京春节习俗呈现出从传统规范向多元选择转变的显著趋势。尽管忙年、拜年等核心传统仍在延续，但其具体实践方式已发生重要变化。其一，消费模式从自制转向购买。传统春节以家庭自制年节物品为主，如今随着服务业发展和市场供应日益丰富，绝大多数年货可通过购买获得。这不仅改变了年节物品的获取方式，也使得大量储存年货的习惯逐渐淡化。其二，过节方式呈现多元化。除传统的回家团圆外，利用春节假期外出旅行已成为新选择。这种变化既反映了居民消费能力的提升，也体现了人们过年观念的转变。其三，拜年方式实现数字化转型。随着社会交往范围的扩大和空间距离的延伸，传统的登门拜年已难以满足现实需求，人们通过电话、短信、微信等多种媒介进行拜年，特别是微信拜年已成为普遍现象。其四，仪式简化与禁忌弱化。辞岁、祭祖、祭神等传统仪式在当代家庭中显著减少，各类春节禁忌的约束力也明显减弱。这种变化反映了人们社会观念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其五，烟花爆竹燃放率下降。作为传统春节的重要象征，烟花爆竹的燃放经历了从放任到严格管控的历程。如北京市自1986年起通过系列法规逐步加强管理，至2021年已实现全域禁放12。然而，民间亦不乏呼吁保留春节的“声响”，认为不应让这一传统习俗悄然远去。如何在社会公共安全、环境保护与传统文化传承之间寻求平衡，仍然是当前一个亟须解决的难题。

　　综上所述，北京春节的千年传承与当代变迁，深刻反映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脉络与文化逻辑。政权的更迭、制度的变革、社会的转型不断重塑着春节的时间安排、空间形态与习俗内容，但春节作为中华民族核心节日的地位始终未曾动摇。其背后体现的，是官方与民间在文化实践中的持续互动与共同建构：历代政权无论民族背景如何，均将春节纳入国家治理体系，赋予其法定地位与仪式空间；广大民众则通过丰富多彩的节俗活动，在沟通天人、和睦邻里、娱乐身心的过程中，持续赋予春节以鲜活的生命力。这种官民共建的传承机制是北京春节得以赓续不绝的根本动力。北京春节的当代实践进一步表明，传统节日的生命力不仅在于对文化基因的坚守，更在于其以开放的姿态融入现代生活、勇于自我更新的能力。从庙会的复兴到“博物馆里过大年”的兴起，从线上拜年到影院观影，春节在形式与内涵上始终与时代同行。作为春节文化的典型代表，北京春节的传承路径既是中国社会文化变迁的一个缩影，也为理解传统节日如何在现代化进程中实现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提供了具有普遍启示意义的北京经验。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