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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国、英国等协约国的壮丁大部分开赴前线，致使后勤空虚，工厂废弛。为与协约国建立密切的联系，中国政府当局提出了“以工代兵”计划，派遣了17.5万至20万[1]名华工赴欧工作，为协约国的最终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随着大批华工远渡重洋，李石曾、蔡元培等知识分子意识到“华工招募计划的成果对中国以及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都有深远的影响”,[2]华工群体将是引发中国社会变革的火种，因此他们十分重视华工的教育问题。在此背景下，《华工杂志》应运而生，并在华工群体内被广泛传阅。尽管存在时间不长，《华工杂志》依然完成了教育使命，有力推动了华工群体个人教育的开展和国家意识的构建。

　　历史上，如一战华工赴欧这般大规模地观察和体验西方文明是前所未有的，“作为整体的东方从未像现在这样一致地参与到这次欧洲大战中来”。[3]在东西方的碰撞与交流之中，华工充当着中西方文明传播的桥梁与互鉴的使者。蔡元培认为东方的中国想要改变现状，必须广泛吸收西方成果才能达到目的，“在欧华人就是中国学习西方文明的前驱”。[4]在这样的导向下，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意图通过创办报刊的方式教化留法华工，鼓励华工通过学习西方先进成果来促进中国的进步。

　　1917年1月10日，李石曾在巴黎创办《华工杂志》,该刊的宗旨是“惟普通知识至为切要，亦多及之”,具有鲜明的教育属性，除此之外还承载着“记述华工的事实”[5]的功能，是“华工的忠实朋友”。[6]随着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在法华工报纸被迫禁言，令在法华人“深感屈辱且懊悔的是面对巴黎和会上残酷的国际政治现实时，不许发声，不准评论”。[7]《华工杂志》也因此走向了衰落，最终于1920年12月停办，期间共发行了49期。

　　《华工杂志》以教育华工为己任，记录着华工的真实生活，向华工群体大力宣扬勤劳、节俭、求知、爱国等积极精神。相比于该时期其他面向华工的刊物，《华工杂志》首创了一半拼音、一半中文的特殊编排方式，使许多不识字的华工也可以通过拼音阅读。每期杂志后还附带中文、法文、英文词汇的对照表，词汇涉及了交通、饮食、着装、自然等方面，不仅贴近华工的日常生活，还方便华工群体的语言学习。杂志采用的白话文体也降低了华工的阅读难度，便于言简意赅的向华工群体传达内容。

　　在第8期的《地理》中蔡元培向华工介绍了中国与外国之别：“如大地分为若干国，有中华民国及法国等”“中华民国有二十四省”“其不编为省者曰属地，如中华民国有蒙古、西藏”,一国之中“有物产之丰吝，铁道运河之交通，农林鱼牧之区域”。[9]从政治和地理层面引导华工对自己的国家进行初步了解，使华工形成中外有别的认识。在第14期《世界地理知识》中，萧子升为方便华工理解，将行星轨道比作火车轨道：“这轨道同火车的轨道不同，要想象的行星行在空间的轨道。”[10]通过华工熟稔的概念让广大华工对天文、宇宙等产生了初步的了解。第41期《地理的常识》中，萧子升用简单易懂的方式向华工们介绍东西半球的分别：“世人为说话的方便，又将亚欧非这边叫做东半球，将美洲叫做西半球。”[11] 尽管当时学界对东西半球的划分已有科学的方法，但作者依然坚持用最方便华工理解的方式来区分东方和西方。

　　向华工输出道德规范、进行道德教化是华工道德教育的重要部分。华工群体中“以年长失学者居大多数，至中等或高等学校的毕业生则寥若晨星”,[2]他们大都文化程度低下，且在异国他乡语言不通、法律意识淡薄，因此常有犯罪行为。《华工杂志》报道华工的恶性事件层出不穷。如第5期报道一名华工赌钱输光了钱财自缢身亡，文章还评论到：“烟赌的事情实在是坏得很，若不快快改良，不但英国工党反对华工，各国的工党都要反对华工了。”[12]第13期报道了布尔日的工厂因盗窃、赌博、斗殴开除了16名华工，第28期报道包德地区华工因赌账发生口角并开枪杀人的事件。

　　《华工杂志》中的“旅法华人近况”栏目，是对华工进行道德教化、传达道德准则的重要窗口。第30期的“旅法华人近况”详细介绍了一起华工的罪行：“高永胜于上月十八晚间，协同工人某甲身怀短刀，到都尔河边之澡堂，意在行劫”。当高永胜被法国当地警方扭送到警局时，他“忽然双膝跪下，叩头如捣蒜，判官见其有类癫狂，无从拷问”,最后只能择日再审。编者称案件影响了整个华工群体的形象，“如高某者以华工资格而做贼，且劫及外人，我华工名誉已被其污蔑尽矣”。《华工杂志》对此劝诫道：“还望现在法之华工诸君，务须相互劝勉，不要做此等不法的事，免使外人视华工为‘野蛮人’,为‘生番’,则旅外华工全体幸甚，中华民国亦有荣光矣。”警告犯罪华工个人的问题也会影响到全体华工的脸面，更会影响到国家的形象，劝告华工不要为非作歹。[13]

　　赴欧前，华工深受封建小农经济思想影响，不知国家为何物，更谈不上爱国，《华工杂志》的道德教化激发了工人的爱国精神和民族意识。1919年，中国政府在巴黎和会外交失败时，有愤怒的华工给出席巴黎和会的外交家陆徵祥送去一把手枪，并致书曰：“苟签字承诺日本之要求，请即以此枪自裁，否则吾辈必置尔於死地。”[16]这种爱国精神的形成，一定程度上归功于《华工杂志》等媒介对于国家意识的宣扬，才使华工切身感受到国家有难，匹夫有责。

　　《樊克林传》赞扬富兰克林：“用功夫是这么样的厉害，所以他能够得到了当时最深远的知识”“他的做人行事，人人都应当学他，如果是人人全勤谨作工，省着钱念书，莫有一个人不可以像他一样。”[17]《莱福传》中重点叙述幼时缺乏教育的法国将军莱福日后努力学习的故事，编者借莱福之口劝说华工道：“在战场上虽然未有什么人教我，我也知用功……虽较难些，也未尝不可以读书的。”[18]《李斯敦传》介绍了英国探险家大卫·李文斯顿“用勤工俭学的方法得了科学的能识，又靠探险的事业，兼行人道的传达”“热心人道，不亚于热心科学”。[19]《华工杂志》连载的传记重点歌颂伟人的优秀品质，贯彻了该刊“勤奋、节俭、学习”[7]的座右铭。连载名人自传的用意是教导劳工们摒弃陋习，并学习伟人的优秀品质，努力让工人们改变现在的生活现状，从人群中脱颖而出。

　　除强调勤奋的学习会让劳工改善自身，《华工杂志》还力图引导华工通过学习改变困境中的中国。李石曾在《莱福传》开篇中写道：“法国革命成功，全赖许多仁人志士提倡教育……人人读书，人人明理，国家就文明了起来。”[20]希望用这些伟人的经历劝导华工勤奋好学、不负国家，利用他们在西方的所见所闻推动国家发展。《华工杂志》的创办者李石曾寄希望于“赴法华工将构成未来中国技术工人的中坚，他们回国后可以传播工业技术，还有助于社会改良和清楚陋习”,[7]连载名人传记正是激励华工勤奋学习，以间接改良中国社会的有效途径。

　　《华工杂志》首先向华工强调了个人与社会间的紧密联系。刘厚指出，正因为个人与社会有着息息相关的联系，所以华工改善自己对社会也是一种帮助：“个人是社会的分子，社会是集个人的总称，故分子不良，社会当然不得优善，欲改良社会，正须由改良个人下手”“烟酒嫖赌……恶事减少，我们的进步就加多，由是而社会上的进步，我们对于社会的关系既如此密切重要……请诸君思之思之再思之。”[21]梅钧批评华工的恶习“惹外人之轻视而牵及国体”,极大影响到了国家的形象，宣称：“个人之名誉不足惜，个人而辱及国体则可惜”“个人强则国强，个人弱则国弱，此世界之通理。”[22]希望在法华工改正自己的行为，实现真正的自治来推动国家进步。《华工杂志》的编者们以华工们的行为规范为出发点，指明了个人与社会、国家间相辅相成的关系，使华工意识到自己改正习惯对社会积极转变的帮助，也让华工产生了初步的社会与国家意识，在此基础上逐步改善自身行为，推动国家富强。

　　中国传统文化中“向来轻看了工人，以为大多工人没有受过教育”“并无高尚的思想”,把工人看作下等的人。李石曾鼓励华工励志成为“完全的工人”,对华工提出了四个标准：“须尽工作的能事，须负作人的责任；需享作工人的权力；须有团体的格行。”提出工人是光荣的，是与人类的幸福息息相关的高尚职业，让华工树立了作为工人的自信。并指出近代化的世界中工人的地位已经大为不同了，“现在世界日进文明，人类日进平等”,工业革命和中国融入世界的近代化进程证明了对于工人的传统看法都是错误的。[24]华工只有具备清楚的自我认知，意识到工人在近代化发展中的重要功用，才能从根本上唤醒工人阶层之意识。

　　除此之外，《华工杂志》还向工人介绍欧洲罢工运动，鼓励华工争取合理权益。第8期介绍巴黎罢工中法国工人呼吁增加薪水与额外补贴、要求休息、保护罢工者和带薪休假等诉求，“巴黎的风潮虽然稍息，然各省的风潮又接着起来了”。[26]第33期报道了法国工人的斗争结果：“资本家代表与工人代表多所辩论，然结果甚佳，此问题将来必可圆满解决。”[27]向华工们展示了欧洲发达国家的工人维护自身权益的方式以及争取到的结果，鼓励华工积极维护自身权益。

　　在《华工杂志》的鼓动下，在法华工也曾建立过工会组织，以争取合法权益。旅法华工工会的公告称“旅法华工工会在法国完全有法律上存在资格”,且要求会长及会员“须遵照会章”“个人之品行尤须注意，保护个人名誉即所以保本会名誉”。[28]但因国家贫弱，民族被欺凌，在法华工的合理诉求也遭到无视，理想与现实的参差激发了华工群体的工人意识，立志要建立强大的爱国工会，这“既是我们工界的幸福，其它社会各界也受益不浅”。[14]

　　华工群体文化水平普遍较低，据随团工作人员回忆：初到法国时，华工中“十之八九既不能阅读书报”。[29]作为一本教育特色鲜明的刊物，《华工杂志》循循善诱地劝导工人读书。蔡元培强调工人只有读书才能“满足自己的希望，实现自己的理想，经历与时间才得经济”,呼吁工人勤奋读书才能实现人生的目标。[30]他在《工人为什么都应该读书呢》中指出，工人要读书才是良工，只有读书才能增进工人的生活，且“从中国今日的国民程度看来，我们的责任无论比何国人都要重大”,华工作为中国的工人，就“有为中国工人的模范的义务，他日回国有将欧洲文明带回国的义务”。[31]蔡元培还细致传授了读书的方法。他要求工人读书要比别人越加的用功，应当“破除不读书的迷信”,必须端正态度，以“诚恳的意思、勇敢的精神、精细的脑筋、空虚的心腔”对待读书，尤其是在法劳工应当把握这个学习法文和西洋文化的珍贵机会。[32]

　　综上所述，正如一位西方记者曾指出：“在法国，他们的身体脖子以下的部位才有用(即只能出卖劳力)。但是回到中国，他们用他们脖子以上的部位(大脑、知识)所能做的，是西方世界无限担心之处。”[25]正如他所言，归国华工给中国社会带来了积极的变化，也反映出《华工杂志》的华工教育取得的良好教育效果。虽华工在法期间还有其他教育途径可以获取知识、提高素质，但不可否认《华工杂志》的教化的显明成效，其见证了中西方文明互鉴的演进过程及中国民众与当时世界上先进文明交融时的点点滴滴。华工曾作为中华民族的先锋，担任中西方文明交流的代表，今天，他们可歌可泣的历史不可被遗忘。